南诏王的“权杖”和兵器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十月二十六日，从羊苴咩城南门外到太和城北门的驿道上，旌旗招展，鼓乐齐鸣，列队三十  里，南诏国都倾城出动，迎接唐朝册封南诏的使臣袁滋和他率领的使团到来。南诏王异牟寻骑金銮马，披大虫皮（虎皮），手执双铎鞘，出羊苴咩城五里迎候。异牟寻的这一套披挂装束，是南诏王在最隆重的场面上才用的“朝服衣冠”，是最高级别的礼服。南诏王室尚虎，所以披大虫皮。手中所执的双铎鞘是表示权力象征的器物，是类似于欧洲君王的“权杖”一类的东西。

　　《新唐书·南诏传》记：“铎鞘者，状如残刃，有孔傍达，出丽水。饰以金，所击无所不洞，夷人尤宝，月以血祭之。”可知铎鞘形状类似有缺口的刀，但“所击无所不洞”，功能又类似唐朝名将胡敬德的钢鞭。

　　《蛮书·卷七》记：“铎鞘……所指无所不洞，南诏尤所宝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禄婆摩求，二曰亏云孚，三曰铎菆(音“辄”)，四曰铎摩耶，五曰同铎。昔时越析诏于赠有天降铎鞘，后部落破败，阁罗凤得之。今南诏蛮王出军，手中双执者是也。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辅酋献其一。”

　　从这些记载，铎鞘有以下几点可注意：    其一，铎鞘是一种南诏特有，功能厉害，制作精良，装饰华丽的高级武器。    其二，锋鞘出自丽水。丽水即指南诏丽水节度辖区，地在澜沧江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是南诏祖先的发源地，铎鞘是寻传故地的特产。    其三，对铎鞘“月以血祭之”。铎鞘是南诏带有神圣意味的武器，非同一般。

　　“昔时越析诏有天降铎鞘”，后为南诏王所得，“南诏蛮王出军手中双执之”，异牟寻迎唐册封使时手中也双执此物，执铎鞘与中原王朝拥有九鼎同出一辙，都是拥有权力的象征。异牟寻以铎鞘之一献与唐朝皇帝，也就是表示南诏王权对唐朝皇权的臣服。

　　铎鞘是一种南诏特有的武器，更是南诏的“国之重器”。铎鞘“积年埋在高土中”，“月以血祭之”，需要对它进行祭祀。百越民族的“重器”铜鼓也要对它进行祭祀，也是埋在土中。拥有铎鞘也类似百越民族拥有铜鼓一样。

　　南诏所贵重的兵器还有郁刀和浪剑。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郁刀，铸时以毒药并冶取，迎矅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铎首，伤人即死。”郁刀的制法基本与铎鞘一样。郁刀有锋，使用功能是“伤人”，而并非如铎鞘是“洞”。也没有像铎鞘一样“月以血祭之”，给以神圣化。但从其制作工序繁多、精细，装饰的豪华，可知也是南诏的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贵重武器。“郁刀次于铎鞘”(《蛮书》语)。

　　制作铎鞘和郁刀所使用的“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并冶取”的方法和“中人肌即死”(《蛮书》语)的功能，在云南一直流传，俗称“见血封喉”，只要伤及皮肤，见血即可致人死命。所用的毒性物就有草乌、蜈蚣等等，但问及具体配方和冶制方法，仍如《蛮书》所记一样“俗秘其法”，传说者不知究竟，知情者也不肯轻易将究竟告诉别人。

　　至于浪剑，在《蛮书》中有如下记载：“南诏剑，使人用剑，不问贵贱，剑不离身。造剑法：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南诏所佩剑，已传六七也。”

　　从这条记载看，浪剑即浪人剑，是浪人诏所铸之剑。制法与铎鞘、郁刀同出一辙。浪剑未作“见血封喉”处理，虽又次郁刀一级，但南诏王传代的佩剑也十分精美。“不问贵贱，剑不离身”，可知浪剑是南诏普遍使用的武器。一般将士使用的浪剑虽不如南诏王的精美，但也十分锋利、豪华，是有强大杀伤力的贵重武器。“浪诏”即指浪穹、施浪、邆赕三诏，又有“三浪”之称，诏主都是乌蛮别种的“浪人”。浪人当时又分为施蛮和顺蛮，他们都是来自永昌寻传故地的哀牢九隆之后，南诏蒙氏也与他们同祖，所以南诏特别重视越析诏主所拥有的“天降铎鞘”。越析诏被灭，诏主波冲兄之子于赠退往泸北双舍(今永胜)，阁罗凤攻双舍，破于赠的杨堕部落，于赠投泸水(金沙江)后，阁罗凤着力搜寻于赠所佩铎鞘，就是由于铎鞘具有代表权力的神圣意味，得到它就有号令乌蛮浪人各部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浪人诸部由寻传故地东迁洱海区域之前就有对铎鞘“以血祭之”之俗。祭铎鞘是部落联盟的重要仪式，得“天降铎鞘”者，即取得联盟盟主的地位，可以号令各部。

　　元代以后的峎峩、峩昌、阿昌与六诏时的“三浪”的浪人同源，长于冶铁，制刀是他们自古以来就承传的绝技。鹤庆、剑川、洱源是六诏时的施蛮、顺蛮和“三浪”的故地，现在这里以冶炼和金属加工工艺称雄；现在的阿昌族也有“阿昌刀”闻名，这都与南诏时铎鞘、郁刀、浪剑的制作传统有关系。在明代他们又都同样吸收、融合了军屯将士传入的中原技艺，所以才制造出了享有盛誉的精品。

　　南诏大理国的佛教流派

　　《张胜温画卷》是宋代大理国画师张胜温及其弟于们创作的佛教绘画艺术长卷。从画卷描绘的众多佛陀、菩萨、尊者、龙王形象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信仰十分复杂，其中至少包括了藏密、华密、滇密(阿吒力)、禅宗等教派。

　　清代乾隆皇帝曾请藏密“活佛”章嘉国师，对《张胜温画卷》的佛像进行了整理审定。从章嘉审定的名称看，画卷中的佛像，大多为藏密教派神祇，也就是说藏传佛教密宗是南诏大理国信仰的主要佛教教派之一。大理与西藏山水相连，交往密切。南、唐天宝战争期间，南诏曾一度吐蕃结盟。藏传佛教密宗传入大理，并为南诏大理国所信仰，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张胜温画卷》中，也有许多章嘉“活佛”无法识别认定的神衹。李霖灿先生推测这些“活佛”无法认定的佛像，大概就是“华密”教派的神祇。因为唐朝信仰的主要是印度大乘佛教密宗。传入中国后，又形成了华密教派。南诏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汉传佛教“华密”随汉文化传入南诏大理国是完全可能的。南诏大理国遗留至今的写本佛经都是汉传佛经，佛寺、佛塔、佛像等也都是汉传佛教式样而不是藏密式样。因此，华密对南诏大理国的影响，似乎比藏密还大。中原华密教派，唐代以后已退出历史舞台，为禅宗各派所取代。而《张胜温画卷》却保留了众多华密教派的神祇，这无疑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华密教派的珍贵资料。

　　章嘉“活佛”无法识别的，还有许多大理的“土著”神祇：如和尚张作忠、贤者买口嵯、纯陁大师、法光和尚、摩诃罗嵯、赞陁口多、沙门口口等等。这些大概就是大理地方上的高僧。藏密和华密传入南诏大理国后，融和地方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又形成了“滇密”(阿吒力)教派。上述这些高僧，大概就是阿吒力教的神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诏图传》和《张胜温画卷》中描绘的“真身观世音”即“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是阿吒力教派供奉的主要神祇，是南诏大理国也是白族最崇拜信仰的偶像。所以画卷中描绘了“真身观世音”的众多化身，如“建国观世音”、“救难观世音”、“大悲观世音”等等。《南诏图传》中描绘记载的老人受观音点化铸造“阿嵯耶观音像”，南诏王隆舜礼拜阿嵯耶观音，并改年号为“嵯耶”等，大概就是滇密教派形成，阿吒力教开始成为南诏大理国国教的标志。

　　另外，《张胜温画卷》还描绘了禅宗六祖即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形象。说明南诏大理国不仅信仰佛教密宗各派，而且还信仰禅宗各派。大理国后期直至元代以后，禅宗逐步取代密宗各派，而成为大理地区流行的主要佛教教派之一。总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信仰很复杂，仅从《张胜温画卷》中描绘的众多佛陀、菩萨、尊者、龙王形象看，其中就包括了藏密、华密、滇密(阿吒力)、禅宗等各种教派。对其不同的教派、教义、影响等等，一定要具体教派，具体分析研究，而不能一概而论。

　　南诏大理国的官制和军制

　　为了维护地方政权的统治，南诏模仿唐制，有一套完整的官制和军制。南诏的最高行政长官称“清平官”，一般有六至七人，有“坦绰”、“布燮”、“久赞”等称号。清平官辅佐南诏王处理政务，“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六曹是南诏的国务行政机构：士曹掌管官吏调遣；户曹掌管户籍；仓曹掌管财政；客曹掌管礼宾外交；兵曹掌管军事；刑曹掌管刑罚。到南诏后期，六曹改为九爽，分掌原六曹的各项职责。在南诏的高级官员中，还有两名“同伦判官”，负责向六曹或九爽传达南诏王的指令，为亲近南诏王的官职。南诏的高级武官有“节度使”、“都督”等，官号称“军将”、“亲诏大军将”、“大军将”等，地位有高低之分，其中以大军将名位最高。

　　南诏的武装力量，大致有常备兵、乡兵及少数民族部落兵三种。常备兵是南诏武装力量的主力和核心，一般稳定在三万人左右。常备兵中有一部分的精锐部队，称“罗苴子”或“四军苴子”，是从乡兵中择优选拔出来的。《蛮书》说他们“戴朱兜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

　　乡兵是南诏武装力量的基础。南诏村邑成员平时从事农耕，战时负担兵役。各地每一百户设总佐一人，每一千名壮丁设理人官一人。居民到万户，则设都督管辖。各地乡兵按村邑分布区域，组成东南西北四军，各以旗帜颜色为别。每方面军设一将，统帅五百或一千人，每四军则设军将统领。

　　少数民族部落兵，是从境内少数民族中征调的士兵。诸如南诏境内的望蛮、寻传蛮、裸形蛮、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茫蛮、桃花蛮、扑子蛮等等皆被征调。他们都骁勇矫捷，强悍善战。尤其是澜沧江中游以西的望蛮：“其人勇捷，善于马上用枪铲。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牦牛尾，驰突若飞。”(见《蛮书》卷四)在战斗中充任前驱。

　　南诏之后的长和、天兴、义宁及大理国的官制和军制，史书无明确记载。但从资料看，大体沿袭了南诏旧制，只是某些方面有所变动。如“清平官”一直沿袭至大理国。但“后理国”时期，一般称为“相国”，人数也没有六七人之多，官号亦称“坦绰”、“布燮”、“久赞”等等。南诏后期六曹改为九爽，大理国亦循其旧。类似亲近南诏王的“同伦判官”，至大理国时亦有。大理国时无“军将”、“大军将”、“亲诏大军将”等武官称号，但有“三军都统长”、“都监三军”、“定远将军”、“大将军”等称号。大理国的高级武官，仍然是节度使和都督。其武装力量的体制，具体情况不详。在文职官员中，大理国尚有“粉团侍郎”、“赏米黄绣手披”、  “理模陁道”等官职，但具体职责不详，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南诏大理国的国号和王号

　　六诏合一之前的蒙舍诏，因居于六诏之南，故称“南诏”。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标志着南诏地方政权的建立，“南诏”便成为国号。南诏还被称为“大蒙国”，这是因南诏原居蒙舍川（今巍山），称“蒙舍诏”，王室家族以“蒙”为姓。在世隆当政时（860～877），南诏又称“大礼国”。世隆曾一度以大厘城（今喜洲）为都城，因倾慕汉、唐文化，效行“礼治”，故改大厘为大礼。隆舜为王时（878～897），南诏又称“大封人”、“大封民”、“大封民国”。古氐羌语“封”与“白”同音。故其名号实为“大白人”、“大白民”、“大白民国”。有的史书称南诏为“鹤拓”，据考证“鹤拓”乃梵语“乾陀罗”的近音异写，意为“妙香国”。南诏后期佛教盛行，故又称“妙香国”、“鹤拓”。

　　继南诏之后的长和、天兴、义宁三个短暂的地方政权，又称“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国号，应与南诏王世隆曾称“大礼”有关。“大礼”者为倾慕汉、唐文化，效行“礼治”之意。大理国改“大礼”为“大理”，似有重新调整关系，治理国家，求长治久安之意。大理国中后期，权臣高氏专政，曾一度建立“大中国”（1095），仅一年又还政于段氏，此后大理国又称“后理国”。一般认为“后”即前后之后，事实上大理国前、后期确有很大差别，即前期是段氏当政，后期是高氏专权。

　　南诏从皮逻阁被唐王朝封为“云南王”算起，共传15主、164年（738～902）。“诏”即王之意，六诏统一前，“诏”又有“酋长”、“部落首领”的含意。南诏王室往往自称“骠信”、“骠信苴”。“骠信”意为“君”，即南诏王之意。“信苴”意为“俊”，王子之意。南诏王隆舜还自称“摩诃罗嵯”。学者一般认为“摩诃罗嵯”即梵语“大王”或佛教密宗护法神“大黑天神”之意。另外，南诏王皮逻阁、阁罗凤被唐朝封为“云南王”。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晟、劝丰祜还被唐朝册封为“南诏王”等等。

　　南诏之后，长和国主、大理国王也自称“骠信”。大理国王还自称“摩诃罗嵯”。直至元代，大理国王段氏的后裔历代大理总管，仍然称“信苴”。另外，宋王朝还先后给大理国王加了许多封号，如封段素顺为“云南人国都王”；段素英为“云南大理国王、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又被特授“栓校太保、归德大将军”；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栓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等等。大理国王段氏共传22主、316年（938～1254）。

　　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和白文

　　南诏大理国时代（738～1253），白族通行使用的应是汉字、汊文。著名的《南诏德化碑》、《护法明公德运碑摩崖》、《昆明地藏寺经幢·造幢记》等等，都是用汉字写成，而且都是书法精美、文词典雅的汊文。《南诏德化碑》称赞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旧唐书·南诏蛮传》说“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可见南诏的王室贵族一般都有较好的汉文化修养。阁罗凤751年写给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书信，异牟寻793年写给唐剑南西川节度使书皋一式三份的书信，794年初南诏与唐朝“苍山会盟”的誓文等等，也都是用汉文写成。著名的《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和剑川石宝山石窟的题词，也全是用汉文写成。这些都生动说明了南诏大理国通行使用的汉字、汊文。

　　南诏大理国的许多白族官员，还能写出精美的汉文诗。如南诏清平官杨奇鲲的《途中》：“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另一位清平官段义宗的《思乡》：“虏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悉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这些诗都收入《全唐诗》，并被誉为“似此制作，实为高手”，充分体现了南诏官员精深的汉文学修养。

　　同时，南诏大理国民创造使用了白文。但当时的白文不是一种完整、系统、成熟的文字，而是用汉字注白音，作为学习使用汉字的辅助手段。如南诏王隆舜的《星回节游避风台》诗：“……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其中的“元昶同一心”，即白语“君臣同一心”之意，这就是用汉字记白语音的“白文”，南诏清平官赵叔达和隆舜诗曰：“法驾避星回，波罗昆勇猜。河阔水难合，地暖梅先开……”其中的“波罗昆勇”，即白语“老虎野猪”之意，这也是用汉官记白音的“白文”。

　　在南诏大理国的城镇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白文有字瓦：如“买诺”汉意为“购买”；“官诺”汉意为“官制”。南诏大理国古籍《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国史》等等，相传都是用白文写成，可惜早已失传。但遗留至今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会盟碑》中，奇字连篇，其中就有大量汉字注白音的“白文”。近现代发现的大量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中，也有大量汉字注白音的“白文”批注，这些都是研究白族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料。当然，南诏大理国时代通行使用的主要是汉字、汉文，白文主要是学习使用汉字、汉文的辅助手段。

　　南诏大理国以后，白文还在继续发展。不仅出现了用白文写成的《白古通记》、《玄峰年运志》等白族古代史书，而且还出现了《山花碑》等白文碑刻。近现代，一些白族大本曲艺人，还使用汉字记白间歌词。今天，许多白族专家学者，还在地研究、创造、推广、使用白文，即创造使用一套拼音化、科学系统的白族语言文字。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南诏的禁军与御林军

　　历代封建王朝，都建有侍卫宫中及扈从的军队，专司防卫京城、保护皇帝，称为禁军和御林军。作为云南的地方政权，南诏也同样有自己的“禁军”和“御林军”，那就是《新唐书·南诏传》中所说的“王亲兵曰朱弩怯苴”，所谓“朱弩怯苴”，就是系红色犀皮腰带的武士。这些系红腰带的南诏王亲兵，又以身份、职责不同，分为“负排”及“羽仪”。

　　负排是南诏王及其重要官员的警卫部队，性质与中原王朝的禁军相似，但没有固定数额的人员编制。因人数的不限定，为南诏扩充负排队伍人数提供了方便，以应急时之需。负排由“罗苴子”(即南诏武士)中选出，有统一的服装、装备，一律着韦衫袴(即皮制衣服)。这与乡兵自备给养是不相同的。

　　《蛮书》卷九记载：“负排又从罗苴子中拣入，无员数，南诏及诸镇大军将起坐不相离捍蔽者，皆负排也。”《新唐书·南诏传》说：“岁给韦衫袴。”负排长期担任警卫南诏王及其官员的任务，不可能再从事农业生产，已变为职业军人，除“岁给韦衫袴”发给统一的服装外，武器、军粮、装备等给养问题也应当是由南诏统一供给。因此负排是南诏的专职军队，直属南诏王调遣。有了这支专职军队，南诏王得以威慑各地方，维持其统治地位。从“南诏及诸镇大军将起坐不相离捍蔽者，皆负排也”这条记载看，各镇节度军将也拥有一部分专职“负排”，但数字似乎应有一定的限制，而且以洱海为中心的王畿要地—原六诏故地乡兵实力也应强过各节度使的实力，如各节度大军将拥兵势力强于南诏王室直接掌握的军队，南诏王统治地位将无力维持。有关此问题的详情及史料现所知者甚少，尚待史家们继续收集、探讨。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以清平官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惟羽仪长佩之，为亲信。”这里所说的“羽仪”是南诏王的直接亲信扈从、直接警卫人员，也就是“御林军”，是比负排高一级的警卫部队。羽仪能直接接近南诏王，而负排却不能，负排担任的是外围警卫，如都城的城防及各要塞的控制等等。南诏这种以重臣子弟充当禁卫的法，明显是向唐王朝学习的。唐朝宿卫宫禁的是由勋戚显贵子弟组成的“羽林”，而且南诏“羽仪”一词当与“羽林”有关。在南诏，清平官地位高于军将、大军将，是最高级的官员。从只有清平官子弟才能充任羽仪这点看，似乎只是显示地位的尊卑，而实质上充任清平官的都是出身于南诏政权所赖以依存的白蛮大姓阶层。南诏王的统治正是充分代表了这个阶层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充分支持，所以南诏国王也才可能选用他们的子弟充任贴身警卫。

　　南诏清平官的人数比唐王朝宰相一级的官员人数多，但数量始终有限。用他们的子弟组成警卫部队，人数难以满  足，因此还得有其他大姓显贵子弟来补充才行。清平官的子弟则主要充当羽仪长，似为可信。《蛮书》卷九说：“羽仪亦无员数，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诸蛮不与焉。常在云南王左右，羽仪长帐前管系之。”可见南诏的羽仪，情况与唐朝的  羽林同辙，都是由最高层的显贵勋戚子弟组成的宫禁宿卫队伍。

　　大理这个名称从何而来？

　　在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即大理国建立以前，“大理”一词还没有见诸于有关记载洱海区域的史籍。司马迁的（史记）称洱海附近一带为“叶榆”，当时洱海也叫叶榆泽（又称“叶榆水”）。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洱源）、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4县，隶属益州郡；东汉、蜀汉、晋、南朝，先后归入永昌、云南和东西河阳等郡属。唐开元甘五年（公元737年），蒙舍诏（在今巍山）的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地方割据王朝，于公元739年迁都大和城（又叫太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西）。到了阁逻凤的孙子异牟寻又迁都羊苴咩城（即今大理城）。在南诏统治时期，在这个区域一直无“大理”之称。南诏是封建军事奴隶制性质的政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行将被新兴的封建领主制所取代。反映在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便出现了贵族豪强趁南诏政权衰微之机，内则清平官（即宰相）专政，外则节度使（即都督）擅权的混乱局面。在清平官和节度使中，大多数是代表新兴封建领主势力的先进汉族和“白蛮”大姓豪族，其中以郑、赵、杨、段的势力最大。这种状况，造成了新旧势力之间互相争夺政权的局面。    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权臣郑买嗣在广大人民反对南诏统治者的大势下，先后杀了南诏王隆舜及其子舜化贞，夺得了政权，改国号“大长和”。在大长和国建立后36年，权臣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杀了郑隆旦（大长和国三世国王），灭了大长和国，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国王，国号“大天兴”。过了10个月，杨干贞又废赵善政而自立为王，国号“大义宁’”。在南诏灭亡后短短的30多年间，这里像走马灯一样先后发生了三个短命政权的交相更替。由于彼此间的混战及实行苛政重赋，引起了奴隶、自由民及各部落百姓的纷纷起义。这时，南诏派往通海的节度使段思平（白族，大理喜洲阁洞垮村人，为南诏开国功臣段俭魏之后）把持地方势力，以“减尔税粮丰，宽尔诺役三载”的诺言，与滇东“三十七部”的贵族反抗武装在石城（今曲靖）会盟，于公元937年率军到达洱海，攻破龙尾城（今下关），打垮了杨干贞，占领了羊直咋城（今大理县城地区），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新政权。据史书记载，段思平建立政权之后，“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可见他改国号日“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与“治”同义，“大理”即是“大治”的意见。        从此，“大理”一词便被沿袭成为以洱海为中心的白族地区的专有地名。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革囊渡江”征云南，灭大理国，后建云南行省，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蒙古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置大理路，辖境包括现今大理、洱源、规山、祥云、永平，以及姚安、大姚、保山、腾冲等地，治所在羊在华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将大理路改为大理府（云南内地共设有助个府），辖境相当于现在的大理、祥云、宾川、洱源、云龙等县。这当中，作为洱海周围的大理县也数易其名，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太和县，1913年改名大理县，羊直学城也就改称大理城。        由此可见，“大理”一词作为专有地名，是段思平建大理国后才出现的。